宿迁律师网律师建议:川盗窃定罪额起点提至2000元
上周，河南省高院将盗窃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提高200元，引起了四川司法界及刑辩律师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昨日（20日），一成都律师建议，四川的标准也该提高了，建议提高到2000元，并取消城乡标准不一的限制。但专家和市民对此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看法———
我国有关盗窃罪的数额标准是1998年出台的，当时最高法检、公安部规定盗窃罪定罪的数额起点为500~2000元，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等具体确定，四川当年规定为城市1000元、农村700元。“12年过去了，随着经济发展，1998年的1000元和现在的1000元价值已有很大差距，但这个标准仍然没变，导致有人偷几件衣服就被判刑的案例屡屡发生。”一成都律师指出，这个标准是应该提高。
但不少市民却担心，如果提高了该标准，反而助长了犯罪。
两个案例
一时糊涂
她偷了3件衣服被判缓刑
逛街时，女孩小马看上了市区某专柜的3件衣服。试穿时才发现，自己带的钱不够，于是她选择了盗窃。但还未走出商场，就被售货员和保安当场抓住，并全部退赃。随后，经物价局鉴定，证明这3件衣服共计价格为1406元。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小马刑拘，并报请检察院审查逮捕。小马盗窃他人财物，数额较大，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遂，赃物也已全部追回，且其为初犯危害并不大。然而，检察院最终还是决定依法对其批捕、起诉。最后，小马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缓刑。
“其实小马只盗窃了一件大衣和两件内衣，按照‘宽严相济’的精神，也可依据行政处罚等措施对她进行惩戒。被追究了刑事责任留有案底，对她今后的就业和发展等都不利，但根据目前的定罪标准等规定，又不得不追究其责任。”一办案人员说。
一时拮据
他盗窃1万多元获刑4年
吕某是成都一家医药公司的库管，他也因一念之差，不仅丢了工作还进了班房。吕某20多岁，刚结婚不久。因手头一时拮据，便盗窃了公司1万多元的现金，打算有了钱再补回去。谁知东窗事发，由于他的盗窃金额已构成了“数额巨大”的标准，按规定应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最终，吕某被法院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“如果‘数额巨大’的数额标准提高到2万元，吕某应该获刑3年以下。”律师说。
一个建议
将盗窃罪定罪数额起点
提高到2000元
据了解，我国有的地方对此曾作出过相应调整。比如，浙江省高院在2006年下发了《关于修改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通知》，将个人盗窃公私财物“数额较大”以2000元为起点；“数额巨大”以2万元为起点；“数额特别巨大”则以10万元为起点。
四川的数额标准如何更改更合适？郭莉律师建议，定罪“数额较大”标准提高到2000元比较合适，“数额巨大”和“数额特别巨大”也应相应翻倍提高。同时，鉴于目前城乡一体化，也不易区分农村和城市标准。
提高了定罪标准，有人也担心是否意味着纵容犯罪，引起打击不力？郭律师表示，刑法并非适用所有违法行为，还有其他手段可打击盗窃犯罪。即便数额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，依然会构成行政违法，可通过行政拘留、罚款予以处罚。并且，根据刑法还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，即便盗窃达不到此类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，但具有其他恶劣行为，比如受害人为残疾人、孤寡老人等，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予以打击。
两种看法
正方
律师：
检察官：
经济发展了
定罪量刑标准还是“老一套”
“犯罪的数额是刑事犯罪特别是财产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，甚至是唯一依据。”兴华中律师事务所律师郭莉表示，根据刑法规定，盗窃罪主要以“数额较大”、“数额巨大”、“数额特别巨大”作为定罪和确定量刑档次的依据，而现行的盗窃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仍沿用1998年制定的500元至2000元以上为“数额较大”、5000元至2万元以上为“数额巨大”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为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规定。
根据这项规定，我省制定标准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“数额较大”，农村县(包括市郊县)以700元为标准，城市(包括省辖市市区、直辖市和省辖县级市的城区，下同)以1000元为标准；个人盗窃公私财物“数额巨大”，农村以7000元为标准，城市以10000元为标准；个人盗窃公私财物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，以5万元为标准。
虽然上述数额标准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前瞻性，但是十几年来我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，城乡居民收入也有了大幅的增长，该标准已严重滞后，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。合泰律师事务所杨海斌律师举例，1998年我省GDP为2278.3亿元，而今年一季度我省地区生产总值GDP已达3451.8亿元，增长了近1200亿元，但定罪量刑标准还是“老一套”。
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会长、四川刑事律师网首席律师成安说，盗窃罪作为财产性犯罪，在大部分时候财产的价值决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，而财产的价值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的。十多年前的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，只能反映当时的物价和经济水平，若不修改对被告人明显不公平。另外，“一些初犯的小额盗窃被追究刑事责任，也有悖‘宽严相济’的司法精神。”律师郭莉说，并且对被告人的升学、择偶、就业都会造成影响。被告人有抵触情绪，甚至导致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。
检察官：
居民收入提高了
该标准有违“罪刑相适应”
成都一基层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表示，现在再以此标准定罪量刑，已不合时宜。因为199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5425元和2162元，职工年平均工资不足万元。而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《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中的数据显示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575元。也即是说，1998年盗窃1000元，相当于职工一个多月工资，其社会危害严重程度不言而喻，理应严厉打击。而现在盗窃1000元，仅相当于职工不足半月的收入，仍以犯罪论处，显然不符合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刑事犯罪最根本的特征，也有违“罪刑相适应”原则。
“刑法的打击面过大了，导致实质上的一般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。”一检察官说，这样的局面还会导致司法机关受案数量的激增，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突出。
反方
市民：
担心标准提高助长犯罪
记者就此还随机采访了一些普通市民。但许多人对提高该标准表示了担忧，认为这助长了犯罪。“提高了标准，不是给惯偷们更多作案的机会了吗？”市民陈女士说。她说，她经常碰到在街面上、公交车上偷钱包手机的小偷。他们虽然盗窃财物的价值不高，但以数量“取胜”。“如果提高了这个标准，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只是治安拘留、罚款，那不是相当于‘放虎归山’嘛！”她说。
和她一样，许多市民都对小偷深恶痛绝，认为对以盗窃为业的人不能姑息纵容。对此，杨海斌律师也表示，对一些初犯、偶犯及悔罪态度好的小偷，应和惯偷区别看待。他告诉记者，一些小偷对盗窃罪的定罪、量刑标准十分熟悉，他们还会“交流经验”，比如偷手机专偷价值在千元以下的低端机，每次盗窃的数量都不多，而是多偷几次。这样，即便在行窃时被抓住，因未达到定罪标准，也只是行政处罚，拘留几天就放了。杨律师举例说，曾有一名小偷经常入室盗窃，专偷小灵通和低端手机。虽然每一笔的金额不多，但最后被挡获归案时，根据警方查实和自己交代，他竟然一共作案了近30起，涉案金额达5万余元。因此，有的市民坚持认为，应该严厉打击，这个数额标准不应提高，这样，小偷才会减少。来源:成都商报 董馨
